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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殊年份回望25前

(来源:网站编辑 2020-10-12 08:50)

  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承认,只有少数欧美国家以及日本、印度等国不认,还不断借此生事,動不动就拿它来要挟我们,给我们说道说道。
  为了获得市场经济国家地位,25年前我们不顾一切,竭力推行集体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说是试点,实际上很快就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了,其决心之大、力度之巨、范围之广、行动之快,在全世界都是唯一的。
  为了让政府在劳动力及其工资问题上说了不算,政府(当然也包括工会)这回要说了算。当时推行中有一条“潜规则”,叫做“先把形式建立起来”。
  意思是说,我们明明知道那个时候劳资冲突似乎还没有达到非要进行集体谈判的程度,但是为了不远的将来实现“政府不能控制劳动力和劳动力的价格和薪酬”,就必须马上开始劳资谈判和签订集体合同。
  这像什么呢?打个比方——洪水还没有流过来,我们先把河道修好。河道就是形式,洪水就是内容。劳资谈判制度是形式,劳资冲突是内容。
  就当时的情况看,劳资关系没有像山洪一样暴发,所以就当时而言,形式大于内容。后来,随着国有企业职工下岗,以及私营企业工人权益被侵害越来越严重,这个“形式”显得就很重要了。
  但是,让人想不到的是,市场有一个坏脾气,那就是“吊诡”。
  本来,我们挖好了河道,山洪来了,却不按照我们事先挖好的河道流淌,非要另辟蹊径。劳资冲突也常常是这样。在国外的许多企业,已经建立了劳资谈判制度,工人权益受损了,工人却不来谈判,而是上街请愿、静坐示威,甚至举行“野猫罢工”。
  国内当初订立集体合同时,一些企业走过场,照抄样本,应付检查,做做样子,导致有的集体合同,一出笼就胎死腹中。
  这当然需要反思,吸取教训。但是,我们又不能借此说当初没有必要搞集体谈判和集体合同。事实上,当初的某些瑕疵有很多客观原因。
  外部环境,特别是为了取得市场经济国家地位而让中国尽快走向世界市场,这是有压力的,有紧迫感的,我们必须只争朝夕。从内部历史看,中国的劳资关系,没有经历过经典的合作或斗争。
  新中国成立前,国统区有过集体合同,但不要忘了,那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解放区也搞过集体合同,但规模太小,又总被“围剿”。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也搞过几年集体合同,但到1956年随着私有工商业经济的改造,其必要性也随之淡出。所以,从总体上看,中国的劳资关系没有集体谈判的历练。
  这两个原因注定我们1995年只能在探索中先把“形式”建立起来,这已经很不容易了。我们需要对政府和工会的努力,再次点赞!
  今年疫情突现,经济一度停摆,我们经过努力,以非常之举应对非常之事,终于有效遏制了疫情大面积蔓延,并在全世界率先复工复产,由此带来的企业生产波动以及工人薪酬福利问题,与疫情相比,应该能得到更好的解决。
  恰在这时,我看到各地工会纷纷就此开展新的劳资谈判。各地工会在这方面的做法,更加务实,水平更高。我为各级工会第三次点赞。
  生产在重启,谈判也在重启。
  谈判不仅有助于维权,有助于劳资关系缓和,更重要的是,有助于经济复兴。西方国家在严重的经济衰退时,曾经借助集体合同赋能经济回升,这方面的案例太多了。
  站在2020年这个特殊的年份,回望25年前集体谈判和集体合同的开启,感慨万千。
  只要是市场,就会有劳资冲突。我们也许不知道洪水会从哪里来,但遍布的河道早已经修好。
  后疫情时代,劳资冲突不可避免,但我们当初的“形式”早已森严壁垒,正等着“内容”从这里走过。“内容”不来,当然好;“内容”来了,正好统一起来。
  不管这“内容”来不来,“政府终究不能控制劳动力、劳动力的价格和薪酬”。因为你承认也好,不承认也罢,我们就是市场经济国家。
  需要说明一点,工会所在的市场是一对一劳动力市场之外的另一个市场。在这个市场,工会和行业组织都是代表不同利益群体的谈判专家,彼此之间存在一种契约化竞争关系。这种竞争关系的演进,应该构成对今天中国市场制度的重要支持。
  我始终认为,一个发挥积极作用的工会企业间的市场,会给不平衡的一对一劳资关系带来温和的矫正。工会与企业间市场和一对一劳资市场之间关系,就像银行间市场与普通金融市场之间的关系,前一市场对后一市场具有指导和调控作用,使资源配置功能更加优化。
  市场制度的良好运转,让工会有声有位,对建立现代市场化社会具有基础性意义。工会利益的表达和伸张,本质上是一种要约。没有利益表达,等于市场上缺少足够声音,就不能发现准确价格,不能定下有效契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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